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并非混乱或无政府的代名词，相反，从产生伊始，它业已提供某种强大的监控能力。

参见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4）》。例如，国家工商总局《关于促进网络服务交易健康发展规范网络服务交易行为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抓住网络服务交易平台这个重点，特别是抓住辖区内开办的影响范围广、交易数量大的网络服务交易平台，以其为突破口，积极探索研究如何通过规范网络服务交易平台经营者达到逐步规范整个网络服务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有效保护网络服务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途径和办法。

[2]然而，自诞生伊始，包括网络交易平台在内的互联网平台亦引发了持续、激烈的政策讨论。但是，这些企业也通过协议将其软件或互联网设施提供给第三方之间交易使用，此时他们则扮演了网络交易平台的角色。为了应对不断加码的监管要求，平台既需要投入成本开发软件、建立数据库，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这将极大提升行业进入门槛，压缩初创企业的生存空间。[22] 本文所称规范性文件包含规章。这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契机，只要顺应互联网的技术趋势而不断完善如管辖、取证等方面的制度，[72]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互联网平台建立合作机制，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交易痕迹和数据资源更为有效地配置执法资源，监管部门完全可以有效降低执法成本并提升执法的震慑水平，从而在源头上整饬市场秩序。

毕竟，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权限在于执行、解释上位法已经设定的法律规则，而非创造新的义务。但是，新近实施的《广告法》则扩张为明知或者应知两种情况，这导致监管部门可以借助某种推定的方式来证明平台对用户内容违法性的认知，证明标准有所下降，课责将更为容易。此时，资产阶级对基本权利的兴趣开始消减，部分是由于革命的经历和第四阶层愿望落空，部分是由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制定法的自由化以及此前与基本权利相关的许多愿望得以实现。

同时，还要求确定其保护对象、防御对象、保护程度、保护如何生效以及作为启动基本权利保护机制前提、如何构成对权利的侵犯等问题。这就导致基本权利被置于制定法之下，而非之上。与早前的宪法一样，《基本法》并不为自由提供概括式的保护。See Dieter Grimm, Dignity in a Legal Context, in UNDERSTANDING HUMAN DIGNITY, 381(Christopher McCrudden ed., 2013). [8]有关德国宪法裁判重要性的论述，参考DAVID ROBERTSON, THE JUDGE AS A POLITICAL THEORIST(2010). [9] Cf. JAN-WERNER MüLLER,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2009); Dieter Grimm,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in Dieter Grimm, DIE VERFASSUNG UND DIE POLITIK 107(2001); Dieter Grimm, The Basic Law at 60—Identity and Change, 11 GERMAN L.J.33, 36 et seq. and 45 et seq.(2010). [10] Cf.3 MICHAEL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153 et seq.(1999). [11] Cf. Dieter Grimm, Methode als Machtfaktor, in Dieter Grimm, RECHT UND STAA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347(1987). [12] Cf. Ernst-Wolfgang B?ckenf?rde, Grundrechtstheorie und Grundrechtsinterpretation, 27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529(1974). [13]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44 et seq.(2010). [14] BVerfGE 105, 252 and 279(2002). For English excerpts, see 4 DECISIONS OF TH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FEDERALCONSTITUTIONAL COURT—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355 et seq.(2007); English summary, KOMMERS MILLER, supra note 1, at 554–555. [15]联邦宪法法院在BVerfGE 3, 383(1954)一案中首次提及比例原则，并在BVerfGE 7, 377(1958)。

[14]由此，对基本权利的解释随着国家行为不断变化的领域以及福利国家不断扩展的活动空间进行调适。然而，它却在有意无意地指引着基本权利的适用，并且与其实际意义密切相关。

[5] 但是，这并不使国会退却。该邦国会起草了一个基本权利目录，并于1848年12月生效，之后又制定了一部完整的宪法。当下，这可能被视作为保护义务看待。在此案中，前基民盟政客威廉•艾尔弗斯(Wilhelm Elfes)——此人后来对该党提出强烈批评，又率联邦政府代表团出访国外(特别是东欧)——被拒绝签发护照。

通过这种方式，宪法解释使宪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并确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基本权利不仅要求国家不做出某一行为，而且要求其积极作为。在这个方面，检视《基本法》第2条第1项中自由发展人格的权利可能特别有助益。在具有计划、发展或者风险防御功能的国家活动中尤为如此。

第1条第3款宣称，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并对所有的政府部门产生约束力。因此，不能按照传统的如果—那么模式对它们进行调整。

事实上，《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约束一切国家权力但又仅限于国家权力，而非个人。[26] 在第一堕胎案确立保护义务之前，联邦宪法法院就已经判定，诸如出版自由、广播自由等基本权利，不仅保护媒体从业人员，而且保护传媒自由本身。

它们并非建立在条件—结果的模式之上。基本权利催生出一种不对称的法律关系。(争议的)两端都存在基本权利。法院无疑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在很多方面，吕特案对基本权利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然而，宪法学者却继续按照旧的思路解释新的基本权利。

根据该院规定，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堕胎是允许的。因此，立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受到同样程度的削减。

[31]通过这种方式，宪法解释使宪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并确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它的重要性。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如巴西宪法包含超过一百种基本权利)，只有一些有限的领域获得基本权利的特殊保护。

此事发生在艾尔弗斯案后的第二年。但是，立法机关究竟能或不能做什么仅仅被宽泛地加以描述。

对于一些基本权利而言，宪法文本仅仅规定仅有制定法或基于制定法才能对其加以限制，而未明确这种制定法内容的任何要件。（二）对权利侵犯的宽泛界定 法院对权利侵犯行为也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由于法治的存在，毫无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是可以缺席的。在该案之前，基本权利仅被理解为是针对国家的主观权利。

某一法院判例法所采用的主流的理论假设和方法论实践只能在事后通过全面研究其判决归纳总结出来。在英语翻译中，两词都可理解为不可侵犯的(inviolable)，因此相互的区别就模糊了。

最近，正式的告示和建议也已被认定为构成基本权利的侵犯。这一主张与当时有关基本权利的主流理论不谋而合。

即使在这种降格形式下——与现代宪政主义相比——基本权利也仅具有有限的效力。相反，它们无一不是德国各州君主所自愿赋予的，其并非由宪政主义精神所触动，而是受王朝自我保护利益所驱使。

相反，法院将从以下更加狭窄的视角审查此种侵权行为是否合乎比例，即侵犯合法权益所获得的利益是否超过作为侵害对象的基本权利所包含的不利之处？ 比例原则是在19世纪的后25年由普鲁士高级行政法院所发展出来的，其目的旨在对被授予自由裁量权而附加非常微弱法律控制的警察行为进行审查。在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也明确了立法机关对于胎儿所应当采取的保护措施。基本权利的解释不仅诉诸价值，而且关照现实。首先，必须审查制定法所选择的手段是否符合其所要实现的目的。

法律规则确定(行政机关必须争取实现的)具体目标，并明确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即便法院判令拒绝录取行为违反基本权利，也无法让那些申请者如愿进入相应的医学院。

与此相反，联邦宪法法院在其早期的判决中就开始对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施加额外的限制——这被称为对限制的限制。这两项权利被视为《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具体化。

引向结果的程序的设计必须确保基本权利的有效行使，例如通过为其提供信息和保障请愿权将受到决策影响的主体纳入程序。这可以进一步通过如下快速地交叉验证加以说明：德国宪法学者和宪法法院将人格尊严视为是不可侵犯的，要求人格尊严根本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